2019年的人工智能需要什么
“人机对战”这样的主题总是能够吸引大众的眼光。过去的2018年，我们始终将目光放在机器“挑战”人类带来的恐慌和膜拜，但忽略了更本质的东西。当我们理解AI in All的时候，往往把范围限定在产业领域。为了解决产业领域的人工智能问题，人工智能需要一群“公民数据科学家”，他们需要了解数据科学，了解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，是出色的研究人才，而当我们将范围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时候，人工智能最本质的东西就开始浮现——基于人工智能的新社会结构。这个结构需要一群“理性思考技术中性的思想领袖”去搭建，他们需要融汇技术和伦理，需要研究和发展经济和法律理论，他们既是新秩序的构建者，又是技术异化的批判者，同时还是科技文明的布道者。
相似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发生。人类天生会对未知的事物产生无法控制的恐惧。19世纪，当机动车首次出现在伦敦街头时，沿街的民众一片哗然。1865年，英国议会通过了《机动车法案》，立法规定汽车必须由三个人共同驾驶，且不得超过手举红旗之人的行走速度。很多评论家认为它限制了英国汽车业的发展，最终将发展机遇拱手让给了美国。这部法案也被嘲笑为《红旗法案》。其实，限制了行业发展的，并不在于这部法律，而是其背后对于超出社会认知范围的科技力量的恐惧。100多年后，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，第一次夺去无辜行人的生命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光有恐惧是不够的，我们应该做的，是因应新的社会结构创设新的社会制度。
前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思想。有一些人类思想的引领者始终在拓展着人类和机器的边界。例如艾伦•图灵从理论上奠定了计算机与智能的基础，打开了机器智能与人类互动的大门。也有科学家始终保持着理性与批判，例如美国科学家休伯特•的雷福斯反思《计算机不能做什么：人工智能的极限》。现在，历史的方向盘交到我们手里，如何有效地利用前人的智力遗产，如何融合行业发展的现状，考验着我们的智慧。
Iphone4降世时，虽然号称世界上首部智能手机（smart phone），但是并不拥有严格意义上的智能（Intelligence）。而在人类工程师不到十年的辛勤开发之下，其智能程度不断迭代提升。现如今，我对着最新款的Iphone说：嘿siri，你是不是人工智能时，它会回答：差不多吧。
（转自：网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