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爷回国后，考上了军官。他穿上军服的那一天，我忽然发现当初在朝暮馆里的那个贵气且纨绔的少年，早已消失在了时光的河流中。如今的少爷已然二十二岁，那样静默地站在那里，周身的气质都凛冽了起来，像雪松一般。
那天晚上，夫人又哭了一场。
老爷对着夫人吼：“哭什么哭？！有什么好哭的！他有报效国家的心，这是好事儿！证明他长进了！也证明我当初送他出去是正确的！”
“子弹是长眼睛的么？！”夫人吼得比老爷还大声，“你到底把不把他当亲生儿子啊！”
“妇人之仁！”老爷怒道，“日军都把东北占了，你真觉得我们能好好过日子？！”
后来我没想到，老爷真的一语成谶。
夫人因和老爷这次激烈的争吵，气得回了娘家。我跟着夫人一并走的，她一路跟我絮絮叨叨了许多老爷的坏话，又说，这次非要老爷三顾茅庐来请她，否则她才不回去。
可她终是没等到老爷过来。
日军的轰炸机向城里投了无数枚炸弹，其中一枚，正正落在了祁家上方。
老爷没了。
少爷深受重伤，还在医院里抢救。
夫人因在临城的娘家，万幸躲过了一截，但听闻噩耗，直接倒了下去。
祁家的天，塌了。
而后的日子里，夫人一直在为祁家的事情奔忙。老爷的兄弟们占了这一房几乎大半的产业，特别是生意铺子，他们非说老爷起家时兄弟们都帮了忙，而那会儿夫人还没过门，所以这些算祁家的祖产，和夫人没关系。最终，只留了些田产和乡下的老宅子给夫人和少爷。
夫人斗不过他们，一直自责自己没用。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，夫人老了有十岁不止。
这段日子里，我一直在医院照顾少爷。
医生说，不幸中的万幸，少爷当时所处的位置离炸弹最远，只炸到了右腿。不过右腿是废了，小腿以下血肉模糊，毫无知觉。若如果复健得好，以后说不定可以拄拐走路；若复健得不好，就得坐一辈子的轮椅。
他对少爷说这些话，本是希望少爷能打起精神来，好好复健。可是少爷躺在病床上，漆黑的瞳孔里深不见底，他只是静默地听着，面上毫无表情。
我只知道，少爷再也不能从军了。
我对少爷说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他没有回答。病房里洁白的窗帘被风吹起，似乎也吹走了一切快乐的过往。
这些日子里，无论我和他说什么他都不回答。我像个称职地护工那样给他擦洗身子，见到了他最痛苦最不堪的一面，他极力克制，却根本克制不住，经常疼得直哆嗦，脸色煞白。我害怕地抱住了他，喊医生来给他打止疼针，他仿佛哑巴了似的，完全不回应我。
我早已习惯了他的沉默。
我带他回了乡下的宅子。那宅子太破旧了，灰蒙蒙的，早已衰败不堪。我觉得少爷的屋子毫无生气，便自作主张把他原本屋里的花瓶带了过来，依旧放在他床头，并采了些野花来插入其中，也算增添一些鲜活的色彩。
少爷进屋后，目光环绕了一圈，然后定在了那个花瓶上。
接着，他倏然间动手，直接将那个花瓶摔在了地上。我呆呆望着满地的狼籍：破碎的瓷片散落四处，都不知该从何收拾起；无名的花儿也颓唐地躺在地上，宣告着它们生命的落幕。
摔了花瓶后，他对我说：“你出去，我想一个人呆着。”
当年那个肆意张扬的少年，似乎已经在少爷的身体里死去了。